『史記』是一部從先秦到西漢蓄積之諸般文化知識叢集的結晶體, 而타的性格是根本有複合性的。 因此, 如果我們限制于偏面的觀點, 而把타做爲一部文學創作或者一部歷史專著, 那마, 『史記』的眞諦決不明白了。 可是, 從 ‘敍事’ 這一個總體的槪念層位來綜觀, 我們就可發見了他的重要歷史意義: 『史記』把傳統時期中國的敍事從單純記錄階段提高到敍述階段了。 這不但指謂司馬遷在形式方面超克了 ‘編年體’歷史記述而創新了 ‘紀傳體’歷史敍述, 而且指謂他革新了敍事人的位相──從技能人到主動的行爲主體. 其實他這種認識的突破起因于兩個重要條件。 第一, 司馬遷自覺了自己血統發源于古來 ‘史官’ 階層。 但是, 到了西漢王朝, ‘史官’是已經沒落而成爲下級官僚之一的。 所以, 他在先親的啓發和自己受辱的經驗下, 憤然圖謀了祖先的光榮。 可注意的是, 他的志向不是在于回復政治上的地位, 而是在于建立一種精神上的盛譽。 第二, 司馬遷主動的繼承『春秋』之著作精神, 而開廣了敍述歷史的意義。 如果聖人孔子大槪由于認識政治上 ‘亂世’來著述『春秋』, 那마凡人司馬遷主要由于懷疑現實哲學上 ‘亂道’來著述『史記』。 因此, 我們把『史記』不可以看做一部簡單的歷史著作, 而一定看做一種深厚的立論書。 在『史記』, 司馬遷超克了『春秋』的 ‘王道’, 而注意于貫注 ‘天人之際’的規律。 換句話說, 他脫離了儒家倫理的羈絆, 而走向了普遍性的現實世界。 特別, <列傳> 裏所體現的虛構之精緻性和塑造之典型性代表了司馬遷 ‘實事求是’的思惟構造. 關於歷史敍述司馬遷提起的這種積極意義, 一面推動了後代歷史家們著作紀傳體歷史書, 영一面鼓勵了許多論者進行史評而闡明 ‘論贊’。 總之, 司馬遷建立了一個人文學的敍事槪念, 而開闢了傳統時期中國敍事學之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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