사적다큐멘터리(personal documentary)를 통해 본 동아시아 냉전의 기억들

Memories of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through Personal Documentaries

2000年代初出现的个人纪录片(personal documentary)中的‘照相机-我’(camera-I)在凝视个人隐私中把多重记忆和感情结构作为问题的中心。它们把小型数码相机当做自己的‘眼睛’和‘笔’，凝视某个家庭或无名个人的过去，进而凝视着个人生活中沉淀的历史。90年代前后度过青年期的‘照相机-我’在凝视上一代个人记忆的过程特别有趣。90年代以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收敛和裂痕引起东亚各地区文化生产空间的变化，‘照相机-我’在度过这样的90年代中，把文化生产选择为自身劳动的新的文化主体。它们把小型数码相机作为自身的表现媒体，以自身劳动的方式选择了站立在别人生活境界的纪录片。并且，像爸爸(杨英姬的‘亲爱的平壤’(Dear Pyongyang)2006)，外婆(文正贤，‘外婆花’，2007)，无名的老奶奶(王兵的 「和鳳鳴」2006)一样，在凝视上一代的过去中，也凝视着50年代冷战体制深入个人日常生活的时间问题。把1950年的‘那时候’重构成2000年的‘现在’的工程虽然出发于一些小的个人记忆，但凝视着这些个人生活和记忆的过程被排除于官方历史的一边，处理沉默的历史记忆和感情结构的问题。本文注视90年代度过青年期的人们以‘照相机-我’的态度来凝视上一代个人记忆的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刻画的‘我’和被摄物体之间痛苦的会见和凸显的自我反省的问题。虽然在变化的文化生产空间和文化实践中，历史记忆消费于电影大片产业中，但一方面像个人纪录片一样，通过会见个人生活深处里沉默的痛苦，东亚交织的历史在一种治愈的过程中暴露出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在90年代以后，后期资本主义体制和消费大众文化正在进行的东亚各地区文化化过程中，让我们记起正在进行着的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的脉络的一种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