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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I등재 학술저널

三十年来中国《格斯尔》研究

回顾我国《格斯尔》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第二次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次高潮呢?这样的两次高超的起因和共同点是什么呢?第一次高潮的出现是和建国10周年的庆贺活动有关系,是一种“献礼”工程.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要求对蒙、藏《格萨尔》进行搜集、整理、出版.于是,内蒙古出版了《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上下册),其实这就是《北京木刻版》和隆福寺本《格斯尔传》的铅印本.这一阶段重要的两项工作是《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汉译本的出版(桑杰扎布译)和琶杰《格斯尔转》的录音记录和部分章节的出版(包括汉译本). 第二次高潮的出现的直接原因是“文革”中《格萨尔》史诗受到错误的批判,为此所做的“平反”.“平反”自然引起《格萨尔》工作再度进入政府文化科研决策部门的视眼并将其列入国家“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提出“抢救” 《格萨尔》的口号,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由此,出现了近15年的《格斯尔》研究新高潮. 显而易见,这两次高潮的出现,不是科研自身发展的内在结果,而是政府行为(而且是中央政府部门主持下的国家行为)所然的外力因素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事情往往带有中国的标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特色”。那么,具体到《格斯尔》研究的“中国特色”就是如上所述的政府行为的外力促使下形成的两次高潮。换句话说,《格斯尔》研究的两次高潮的的出现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下面我们具体就看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格斯尔》研究经过的主要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舆论准备与组织发动阶段(1978 1982)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的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遍布各行各业,如同一场战乱的浩劫之后,需要医治战争的创伤。我们国家打倒“四人帮”之后,首先做的是一系列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工作。这中间,对《格萨尔》的平反工作首先出现在青海省.1978年10月18日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呈送了“关于为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平反的请示报告”.大约一个月后(1978年11月13日)中共青海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 第二阶段: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格斯尔》研究工作的勃兴阶段.(1983 1993)1983年在桂林举行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上,《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被列为“六五”期间全国重点项目.(自此,《格萨尔》工作被连续列为国家“七五”和“八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这年8月在青海省举办了一期以搜集、整理《格萨尔》为内容的读书班.来自西藏、青海、云南、北京等地的16名同志参加.蒙古族方面没有人参加,说明蒙古《格斯尔》工作还没有多少起色,还没有跟上全国的步伐. 第三阶段:无奈的休眠阶段.(1994 2005)纵观内蒙古《格斯尔》工作,她的兴起于政府的主导有关。他的休眠却和政府无关,而是和具体的行政领导有关. 《格斯尔》工作进入休眠期,与《格斯尔》研究的专&#38376

序言

第一阶段:舆论准备与组织发动阶段(1978—1982)

第二阶段: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格斯尔》研究工作的勃兴阶段。(1983—1993)

第三阶段:无奈的休眠阶段。(199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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