근대 초기 한국문인 한시작품 속의 ‘중국․중국인’ 형상 연구

本文分析了從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活動的朝鮮著名漢學者､思想家､文人柳麟錫(1842-1915))和金泽荣(1850-1927)两人漢詩文中有關中國以及中國人形象的主要特徵。朝鮮末, 從發生乙未事變､頒布斷髮令以來, 國家危機癒來癒深刻, 此時柳麟錫提出“處變三事”來表明當代儒學的選擇方式: 一曰擧義掃淸, 二曰去而守之, 三曰自靖各從其志。 柳麟錫本人最初要“去而守之”, 然在門人極力推薦之下, 終于選擇了“擧義掃淸”的方式, 來展開平生抗日義兵運動。 金泽荣1905年辭去史官后, 帶着家人亡命到中國南通, 選擇了“去而守之”的方式。他們兩人, 一是選擇“抗爭救國”, 一是選擇“文章報國”。縱觀柳麟錫亡命中國前后的詩作, 可發現大部分作品都依據自己的華夷觀與衛正斥邪觀來展開的, 屬於一種“理念詩”。 因此只强調思想理念主題, 而不大考慮其詞藻､形象等方面。 金泽荣选择亡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国家的灭亡。但是與那些在国内饱受郁愤和耻辱､受尽挫折並與之抗争的大多数文人不一样的是，他选择了去“有周公和孔子和经书”的文化大国中国。这些“文化连带感”, 事实上是與他在记叙韩国历史時所保持的“箕子後裔”的意识以及中国和朝鲜同族一家的观点相衔接的。縱觀他亡命中國時期的詩歌, 與中國文人互相交流的交遊詩較多, 除此之外, 主要表達亡國“遺民”的內在悲哀, 與內心矛盾的哀傷等等。 但値得注意的是, 他雖然尊崇中華文明, 但同時也認識到自己不可進入到其中的現實界限,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爲“文人”的獨特感受。比較柳麟錫與金澤榮兩人的世界觀和詩文特徵后, 可發現他們同中有異: 柳麟錫是個思想家, 金澤榮是個文人, 所以兩人對于中國生活的描寫也極爲不同。 柳麟錫强調尊崇中華傳統來批判中華的“開化”現實; 金澤榮雖亦重視中華傳統, 然基本接受中華的現實“變化”。要之, 在朝鮮末最後的漢文作家柳麟錫與金澤榮的觀念中, 中國基本上是出現堯舜孔子等聖人之中華, 開闢朝鮮文明的聖人箕子之本土, “神聖之鄕, 文明之地, 名學士大夫之所湊聚”之國, 絶對是文明和理想的標徵, 與朝鮮有着脣齒瓜葛關係的隣國, 但兩人在中國生活時所經驗的“現實中國”却是種種內外矛盾相互糾葛的現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