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와 丁若鏞의 ≪國風≫ 淫詩에 대한 批評 考察

朱熹的≪诗集传≫在中国诗经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丁若鏞受清代诗经研究方法的影响，站在反朱子的立场上，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个事实通过对≪国风≫中淫诗的解释也可以看得出来。丁若鏞为批评否定朱熹的淫诗说，探求各种方法，对淫诗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展现出自己所特有的国风淫诗观。丁若鏞对朱熹的反驳可以分为总体性论述法和个例性论述法。总体性论述法包括对淫诗的见解，是否遵从小序，对‘风’字的解释等。个例性论述法包括用诗的表现方法对朱熹所说的国风中的22首淫诗进行解释，诗的作者与话者，训告性的注释，断章取义的援用等。在此基础上，朱熹和丁若鏞淫诗观点的差异整理如下：在总体性论述法中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国风中是存在淫诗的，相反丁若鏞认为淫诗是不存在的，而是为讽刺淫乱所作之诗。朱熹站在废弃小序的立场上，强调国风中淫诗的教化功能，而丁若鏞在遵从小序的立场上，主张国风的讽刺功能。朱熹把‘风’字解释为风谣，在重视国风民谣性质的同时也注重其教化层面。丁若鏞将‘风’字解释为讽刺，认为是贤仁君子以讽刺为目的所作之诗，故重视其政治效用。在个例性论述法中，朱熹认为国风中的淫诗采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是街巷世俗男女采用直叙的手法对自身体会所作之诗，相反丁若鏞认为国风淫诗采用了比兴的讽刺手法，是贤仁君子在男女之事上附以君臣朋友之事，用诗来表现讽刺性的内容。朱熹认为淫诗的作者是街巷世俗之人，话者主要是其自身或其他第三者。丁若鏞认为淫诗的作者是贤仁君子，诗中的话者并非自身而是其他人，其目的是讽刺淫乱，这也是编写国风的目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致用，格君。朱熹在对字句的解释上，通过前后文脉关系，追求字句义理上的注释，因此并未提及对字句注释的典据由来。而丁若鏞在字句的解释上，优先考虑到训告功能，为了正确地注释选择考证方法，援用典据加以注释。因此对于同一个字，朱熹和丁若鏞的解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虽说是由于注释方法的不同所引起的，但也有为了让诗旨更加符合自己的观点，存在着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注释的倾向。朱熹为确保自己诗旨的正当性，对古代典籍中所出现的断章取义的事例几乎不加以援用，相反丁若鏞为反驳朱熹的淫诗说，对≪春秋左氏传≫和≪汉书≫中所出现的断章取义的事例进行了引用，断章取义本就是为了传达自己的意思，引用诗中的某几个句子，丁若鏞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诗旨，反驳朱熹的淫诗说，可以说其具有过于偏激的一面。综上所述，朱熹对淫诗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小序的废弃 - 淫诗的肯定 - 街巷世俗之人(作者)- 风化(教化)- 劝恶扬善 - 教天下(平天下) 。丁若鏞的观点可以说是通过小序的遵从(美刺说)- 否定淫诗 - 贤仁君子- 讽刺 - 褒贬- 格君的伦理，对朱熹的淫诗说进行了周密地反驳，展现出自己所特有的≪国风≫的淫诗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