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興 전통과 新詩 표현수법과의 관계 고찰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比兴”傳統與中國現代新詩的关系。本文的主要思路来自于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与陈丽虹的≪赋比兴的现代阐释≫，诗歌主要研究以新月派、现代诗派、中国新诗派等诗人为中心。本文认为，在古代诗歌当中，现代新诗继承的最突出的传统是“以赋比兴为一般表现手段”，其中“比兴”传统对现代新诗手法有直接的影响。古代诗歌所惯用的“比兴”手法已成为新詩中创造意境、营構意象时不可或缺的表现手法。现代新诗人一般都具有豐厚的传统文化素养，而像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废名、何其芳、卞之琳、郑敏等人对汉语又作了深入的修辞学研究，这都構筑了中国现代新诗“比”艺術生存发展的修辞学基础。(中国传统的“近取譬”精神实际上暗暗地渗透了新詩中的那种“远取譬”的精髓，于是，相对于西方诗歌的隐喻来说，中国新诗的比喻再“远”都还是“切近”）。中国现代诗学中对象征的阐释更多集中在“象征”与中国文学的传统方法“兴”的关系上。象征与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富有理論意味的命题，探讨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是阐释中国现代诗学中“象征”这一诗学范畴本质特征的关键所在。与中国新诗在表现模式上的“兴味”淡化倾向相适应，中国现代诗論对“兴”的热烈讨論也在30年代中期以后趋于平静，到40年代，在朱光潜建立他那更加庞大的现代诗学体系时，“兴”已经退居到一个相当次要的位置了。这倒恰恰说明，“兴”已经完成了它对中国新诗的“再生成”使命，进入到与其他艺術表现形式共生共容的浑融状态了。到了40年代以中国新诗派为中心运用了“戏剧化手法”，这为新诗带来了一个更現代化的表現手法。传统既是一种消逝了的过去，又是一种活着的现在，它无时无刻对中国新诗发生着影响。21世纪，中国诗歌应该是既根植于传统又面向时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