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 在中韓兩國, 農民要占總人口的80%以上. 且中國的革命運動和韓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中, 農民發揮了主要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在曾是殖民地的韓國和曾處在半殖民地狀態的中國, 受帝國主義搾取和掠奪最嚴重的是農村和農民. 且中韓兩國發展至今的現代化進程, 與農村的解體過程相聯接. 同時, 農村社會的變化和農民個人生活的改觀不只是對個人來說具有意義, 還和歷史轉換期民族的全體命運有關, 因此鄕土小說(農民小說)具有歷史意義. 可以說, 由於這種普遍性與歷史性, 對鄕土小說(農民小說)的硏究在今天仍具有價値. 二十年代中國鄕土小說的興起, 是受文學自身內在動力的驅動, 有其內在的規律性. 之后形成了兩個方向的鄕土小說論. 一是‘周作人--魯迅’的鄕土小說論, 一是‘郁達夫--茅盾’的鄕土小說論. 前者從文化批評的角度展開, 具有文學-文化批評的性質, 與以後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相呼應; 而後者則是立足於社會革命, 具有社會政治學批評的性質, 與以後四十年代至新時期開始之前的‘農民小說’及‘農村題材小說’一脈相承, 新中國建立以前, 中國文壇上幾乎看不到具有理論體系的有關鄕土小說的專門文論, 而是包含於文藝大衆化論或民族形式論爭內體現出來. 因此兩種鄕土小說論都不具有獨立的理論體系, 幷且沒能發展成爲具有創造性的論爭. 韓國的農民文學論是在二十年代末革命的․社會的要求下提出的, 具有鮮明的目的性, 因此可以說, 其主要動力是文學外的因素. 韓國的農民文學論主要體現出兩個方向, 一是不具合法性的社會主義農民運動, 二是民族改良主義的農村啓蒙運動. 卽卡普(朝鮮普羅藝術家同盟)的農民文學論和朝鮮農民社的農民文學論. 如果說卡普的農民文學論具有强烈的革命運動論的性質, 那麽朝鮮農民社的農民文學論則具有啓蒙主義和文化主義的性質. 他們的農民文學論基於各自對變革運動的展望, 各具獨立的理論體系, 展開過程呈現出對立的樣相. 特別是卡普的農民文學論, 白鐵和安含光就農民文學和普羅文學的關系展開了論爭, 從中可以看到, 卡普的農民文學論在一定程度上發展爲具創造性的論爭. 如果說, 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的鄕土小說(論)在‘文化反思’這個龐大話語中恢復了文化批評視角, 將文化意識作爲中心議題, 那麽韓國的農民文學論則在‘民主化’這個龐大話語中, 作爲有助於現實批評和社會變革的道具, 將討論的焦點放在‘歷史性與現實性’上. 這種硏究觀點的差異, 從二三十年代鄕土小說論及農民文學論的差異上也能體現出來, 尤其在中韓各自所使用的名稱--‘鄕土小說’和‘農民小說’上, 也同樣反映出來. 二十到三十年代‘鄕土小說’這個名稱, 隨着使用者的不同, 其含意與所强調之處也不同, 十分模糊而又不確定, 之后借助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所掀起的文化熱, 開始從文化意識和文化視角對之進行界定. 卽强調‘鄕土小說’中‘鄕土’所具有的文化意識, 這個‘鄕土’是中國人生活和思考的原型模式. 因而他們將三四十年代到新時期具有政治目的意識的作品稱爲‘農民小說’和‘農村題材小說’, 以區別於鄕土小說, 對之不加言及或干脆排除在硏究對象之外, 另一方面, ‘農民文學’這個名稱從二三十年代開始在韓國的文學界一直沿用至今, 也具有主觀性和模糊性. 然而現在的‘農民文學’大致是指‘變革運動的潮流中, 通過農村這個具體的生活場所, 聯系農民階層的生活, 將作爲社會矛盾結構一部分的農業問題加以形象化的作品’. 應該說這個界定中, 因爲農民文學論與韓國的變革運動論有密切的關系, 所以變革運動論的觀點對之産生了很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