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 高行健的实验剧开始受到瞩目是在2000年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 涉及高行健的文章也不少。本文拟探讨高行健的三部曲〈车站〉〈绝对号码〉〈野人〉， 从而对1980年代中国实验剧的文化意义进行探究。 在题材方面，高行健的实验剧是与新时期文学的潮流一脉相通。〈车站〉与〈绝对号码〉是对文革及其机制进行暴露与反省， 此点与“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颇为相似。 〈野人〉在古代民间文化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此点与“寻根文学”几乎无二致。高行健的三部曲之所以具有能代表1980年代中国实验剧的资格就在于此点。 为了了解他“实验”的意义何在， 高行健以下的发言非常重要。“我生在现时代， 我只想表达我对于这个时代的感受和认识， 并且是按我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来表达的。” 是的， 他的剧作正是如此。〈车站〉是用荒诞剧的形式表现出荒诞的生活的。〈绝对信号〉是对新时期年轻人的某种不满“情绪”用“意识流”的写法来表达的。〈野人〉则将非文人文化与古代文化所象征的价值，运用“完全的戏剧”的观念来表现的。 这就是“实验”的本质。就是说，他的成功在于，其三部曲之艺术形式与作品世界水乳相融。这就使1980年代的中国实验剧得到了为戏剧恢复本来面目而做出巨大贡献的高度评价。 1980年代， 又一次掀起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浪潮。但是，以高行健为首的实验剧作家们并不盲目地接受此浪潮。 他们学习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各种探索当中，反而发现了中国戏曲的审美价值和无限的表现能力，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归宿。因此，能克服了对西方文化的自卑感，有信心探索东方文化的真面目或者东西文化交汇的“新剧种”。这可以说也是1980年代中国实验剧的真正价值所在。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