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祗婆琵琶調與天竺樂律之關係

自沈括《夢溪筆談》指出唐代雅樂律與俗樂律的律差以來，田邊尚雄、林謙三、秋瓊孫、岸邊稱雄等考察了唐代俗樂律與天竺樂律之關係，例如：田邊尚雄先生認爲蘇祗婆調是天竺《舞論》之樂調，林謙三先生認為是庫吉米亞馬來石碑之調；秋瓊孫先生認為是南朝清商樂之延續等等。雖衆說紛紜，百家爭鳴，然而從整體上，可分爲（一）外來說與（二）自生說，外來說又分爲（甲）波斯說與（乙）天竺說。爲了解決這一問題，筆者首先從天竺音調與蘇祗婆調之對比進行入手，考察了蘇祗婆調與天竺古調之關係，並注意到唐代俗樂調之娑陀力旦實對應天竺《舞論》之具六調。在此基礎上，筆者深入探討了《隋書·音樂志》與《遼史·樂志》中出現的音樂術語——“旦”之義，指出它實際上是天竺變化音節之不完全音節，之所以不用基本音節(pruna)，而使用“旦”是因為蘇祗婆調在做上下行演奏時，並不全部使用七聲有關。在考察蘇祗婆調的實際音高時，筆者注意到玉尺律、鐵尺律、水尺律、皇祐新律等不同樂律製作的律管音高，考證出了蘇祗婆調的音高同玉尺律的同時，指出了鐵尺律—皇祐新律與玉尺律之間的律差爲二律不足，一律有餘，證明了沈括《夢溪筆談》所說的“二均不弱，二均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