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寧越嚴氏使行記錄所見前近代東亞外交的一個側面

外交與朝鮮王朝存亡息息相關, 太祖李成桂建國之初即立定事大、交鄰為外交基調, 六百餘年來與中國及東亞諸國的頻繁國交, 催生大量外交文書及燕行錄、通信使行錄等紀錄。其中少數曾往來過中國與日本的朝鮮知識人, 其使行經驗尤其值得關注。本文擬以寧越嚴世家門的嚴世永與嚴錫周為考察對象, 嚴世永於1866年以書狀官赴清, 叔父嚴錫周隨行, 該使行肩負重要任務, 目的要就法國入侵朝鮮的｢丙寅洋擾｣探查洋情與清廷態度。時隔十年, 朝鮮與日本簽訂江華島條約, 朝鮮高宗深知日本國力漸強, 於1881年派遣12組朝士赴日視察, 嚴世永亦躋身其中, 嚴錫周再度隨行。在清廷國力日衰而日本勢力崛起的近代劇變期中, 透過寧越嚴氏的對清、對日使行與紀錄, 將可一窺近代朝鮮知識人對東亞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