동아시아 사상 전통 중의 생태적 정신과 기술

笔者在本文章中从综合比較的视野中着中探討了中国战国时期和韩国近代对生态精神與技术的哲学思维是如何展开。在战国时期, 墨家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劳动, 非常重視生产力, 带有强烈的以人为本的色彩。與此相反，老子却说大自然從事生育萬物的工作, 並其工作遵循無为自然的原则。而到了庄子学派，老子的这一原则具體表現爲工商业技术批評和采集技术的理想化。而所谓的正统儒家既以人爲本，又尊重自然生命，呈现出道、墨的折中倾向。孟子通過“助長”與“禹王治水”的故事提出了無爲與人为相结合的原则, 《中庸》又进一步提出了以“誠”爲基礎的人與自然之间的合作论。但是儒家之所以不能称之为真正综合道家和墨家, 是因为它未能充分擁護人民的利益, 也未能坚持生命中心论的观点。这种儒家的缺陷到了东学就被更正了。东学强调百姓和自然应受到尊贵主体的待遇, 综合了墨家的民众主义和道家的生态思想。另外, 东学结合儒家“诚敬”的态度和道家無为的原则, 作为士农工商的工作原则, 使生态技术论色彩更加濃厚。